通过“铁路国有”，朝廷不但要收回这几条交由商办的铁路的修筑权，而且还要趁机收走各铁路公司发行民股、集各省商民之资而来的路款。
朝廷不是不怕鄂、湘、粤、川四省商民因此闹事，但国家从乾隆嘉庆年间白莲教造乱，到洪秀全闹太平天国，从跟英国人签订《白门和约》（《南京条约》），到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现在，收回路权，再卖给列强，可以用所谓“借款”继续支撑朝廷苟延残喘；趁机收取路款，也能让朝廷早已枯竭的国库有一点收入，以便应付各地乱党造乱时朝廷派兵镇压的军费。所以，内阁的这些大臣虽知这么做可能是一厢情愿，但也不惜涉险犯难，也要冒险一试这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了。
朝廷内阁向鄂、湘、粤、川四省发出了谕令：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谕令发到武昌和广州，湖广总督署和两广总督署立即就着手办理，强行推进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这虽然激起了鄂、湘、粤三省参股铁路的商民的强烈反对，但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和三省巡抚都出去驻军，对闹事商民进行弹压，把鄂、湘、粤三省的保路运动镇压下去了。
谕令发到成都，四川总督署却一直压着，没有立即办理。
四川总督是前不久才受命署理（代理）的王人文。
这王人文，云南大理人，是两榜进士出身，在官场打熬了多年，才做到四川布政使，半年前，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朝廷一时没找好川督人选，就让他暂时护理川督，不久前，朝廷才让他署理四川总督，到现在还没能实任川督。
眼下接到内阁这“铁路国有”的谕令，他是左右为难。
他看了看放在案桌上的顶戴，又摸了摸脑后那条筷子粗细的发辫，想想自己打熬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得到今天这个署理川督的位置，满以为川省总体平静，自己实心做事，能为朝廷治理好这天府之国，过个半年一年，能把这署理川督变成实任川督，再干上他几年，就可以告老还乡了。
他知道，如果把这“铁路国有”办下来了，内阁肯定会把他这个署理川督变成实任川督。
但他更清楚，全川的官民绅商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因为他自己也是川汉铁路的大股东。官绅和有钱的商人是为了获利，自愿入股，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而川省普通的商民，则是官府强摊路款，逼着他们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如果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这些主动投了钱和被动入了股却一分利都没得到的股东，就肯定不愿意自己的钱打了水漂儿，就肯定要闹事。这事儿一闹起来，必然是川省大乱，这还比较平静的天府之国就要出大麻烦。而他自己，虽说是总督，但自己是个文人，从来就不懂带兵打仗，真要闹到出兵镇压，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做，再说出兵镇压自己的子民，他这做父母官的也还真不忍心。
于是他跟自己的几个师爷谋划后，又跟下属的司道官员商议了，商定先把事情压着，等粤汉铁路的局势明朗了再办。
王人文想等，内阁却不让他等。见王人文没什么动静，内阁就起用丁忧在籍的邮传部左参议四川人李稷勋，让他出任川汉铁路总公司总理，代表朝廷接收川汉铁路。
李稷勋接到内阁命令后，立即就起身到设在成都的川汉铁路总公司上任，但他遭到了川汉铁路总公司上层的坚决反对，双方就扯起皮来。他没办法，就去找川督王人文，经王人文调停，川汉铁路总公司就作了让步，让李稷勋出任川汉铁路归宜段总理，专门负责川汉铁路秭归至宜昌一段的事务。
川汉铁路总公司又请王人文代奏，请朝廷仍将川汉铁路交由商办。此折上奏后，就一直没有回音，所以关于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消息，除川省高层和川汉铁路总公司高层知道外，一直没有在四川传开。
四川因山川阻隔，外边的消息入川也慢，人们也没有听到粤、湘、鄂三省关于路权的任何消息，一切都还如往常，非常平静。
但纸包不住火，事情总会水落石出。
王人文怕出事，不肯着手办理，就一直拖着。但是川省的哥老会已经把触角伸到了川外，关于“铁路国有”和粤、湘、鄂三省商民与朝廷争路权路款的消息，还是被他们知道了。
这涉及全川所有百姓的利益的事情就要浮出水面了。
龙鸣剑、王天杰他们盼望着动手的时机。
郝天民也盼望着动手的时机。
川中若干的袍哥大堂口都盼望着动手的时机。
他们都觉得时机就要来了，却又觉得那个时机还不知道在哪里。
现在，这个时机正在向他们走来……
四月二十七。
一封信出现在了郝天民的面前。
傍晚时分。
郝云山急匆匆地来到堂，对正在香案前沉思的郝天民说道:“爹，老二来信了。”
他说着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父亲。
郝天民抬头看了一眼儿子，伸手把信接过来，一下撕开信封，抽出了一页信纸，展开迅速地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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