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准时开会。
何伟力说，上午常务副市长唐敏同志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中央为什么要把三农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这当中有一个认识过程，下面，我根据省三农会议下发的有关资料，谈一些个人的认识。
何伟力说，省三农会议发放的一份资料中说：2000年8月24日，《nfz》发表bjl县一个乡党委书记lp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是产业的天然弱质性，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二是生产资料的弱质性，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有关资料表明：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三是劳动力资源的弱质性，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欢迎阅读欢迎阅读38115重生之落雨最新章节。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业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据年月日《zgqn》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都是乡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雇员，与农民没有利益关系。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问题，有的地区甚至抗拒科学技术的推广，更谈不上新的思想、观念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劳动者素质都没有从事农业的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
四是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五是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